【讲座回顾】诸葛沂·现代艺术的退行性：从毕加索到德朗
今年5月在光达美术馆开幕的“寻找遗失的秘密——德朗绘画研究”展吸引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，而遥远的巴黎也表现出对德朗浓厚的兴趣。我们不禁要问：德朗是位怎样的人物？伴随着今年这波“德朗热”，2017年10月29日，“视觉之思”系列讲座邀请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、美术馆馆长诸葛沂博士为我们分享了他对德朗的认识，畅谈了他的思索。
诸葛沂指出，德朗的艺术生涯十分特殊，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。早年他走在先锋艺术的潮头，经历过野兽派的时代，和毕加索是好朋友，一度成为评论界、商界炙手可热的艺术明星，一战以后却急流勇退，放弃现代主义潮流而转向具象风格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为什么德朗在艺术突飞猛进的变革时代全身而退？而我们又应该怎样认识这位关键人物呢？
从马奈开始，油画一步步地走向了平面化，经过梵高、马蒂斯、康定斯基……一直到蒙德里安的冷抽象。我们可以看到美术史大概的情况是，三维写实的绘画越来越少，而平面化的油画语言渐渐占据了美术史的主导地位。这里就不得不说一位很重要美国批评家格林伯格。他对艺术下了这样一个定义：“每一种艺术都在独特而又恰当的能力范围，正好与其媒介的性质中所独特的东西相一致。”这恰恰很符合现代主义的范畴。也就是说，各种艺术应该回到其本有的形式。绘画媒介的特点在于平面性，那么绘画艺术就应该走向平面化。
现代艺术这样一种单线向前，乐观主义的进程，对艺术史而言，是绝对的吗？
T.J. 克拉克显然不同意这种单一的叙事。从社会学角度来看，现代艺术有一个总体性的概念，艺术家们往往会用他们的艺术虚构出庞大的乌托邦，以他们的艺术创造来抵抗周遭的资本侵袭。克拉克所谓的“退行性”，就是指现代艺术家没有随着技术、科技的现代化进程而乐观前行，而是退回到了他们自己，创造出属于他们自己的语言，来抵抗或者说区别于身边的资本主义社会，从而附身于不一样的一种世界。这与格林伯格“让绘画回到它自身”的形式论何其相似。
克拉克说：“我与20世纪美国艺术相伴的时间越长，就越来越发现艺术家们的沮丧。”很多艺术家是以退化的语调去面对周遭的世界，而不是积极地迎面而上。艺术家们是在创造一个另外的世界，一个区分于社会现实的世界。
这一点从毕加索绘画中隐现的波希米亚精神就看得出来，吉他、酒瓶、女人……一系列象征漂泊的符号似乎描绘出现代社会的失乐园。毕加索经常引用兰波的名言：“自我即他人。”以此表示主体精神的流离失所。毕加索年轻的时候，有着饱满的欲望去控制生活空间的各个部分，支配感同样存在于他的画中。可随着“景观”社会的发展，现代艺术家的“退行性”也发生在了毕加索的身上。包括同一时期的其他艺术家，他们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发生“退化”。艺术家很少是勇敢的，由于他们诚实的怯懦，他们可以不需要勇敢品质。
那么所谓“退行性”是什么呢？就是直面残暴和欺骗，而不让步和妥协的一种反应，换言之，是我们对社会给我们带来的灾难的以退为进。“退行性”让人安然地回归精神家园。而德朗也体现出充满宁静的“退行性”，尽管后来离开了现代艺术运动，但这种性质让德朗的写实主义仍然具备现代性的意蕴。德朗作为写实主义复苏的旗帜，不同于古典主义的写实。他对事物的把握充满着某种不确定性，而非古典主义的理想。从本质上说，现代性就是某种不确定性。
“因为他们退化了，所以现代艺术的这些艺术家在激流勇进时才显得更加伟大。”克拉克如是说。这让我们想起格林伯格对现代主义下的定义：“现代主义的本质在于用某种规训（discipline）的特有方法去批判规训本身，但并不是为了摧毁它，而是在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更坚实地维护它。”
瞻前顾后，或许，就是“现代性”的某种状态。而透过格林伯格和T. J. 克拉克的艺术批评，诸葛沂博士为我们还原了当时的历史语境，去重新理解、认识德朗的艺术价值。
文 李蔚
